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规模超过3万亿元，4月末广义货币（M2）余额达116.88万亿元……看数字，流动性宽裕，实体经济不应“缺钱”。然而，目前仍有很多企业感到融资“既贵又难”。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？哪些因素阻塞了金融“血脉”？企业融资成本为何居高不下？

　　本报记者近日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江苏、浙江、山西三省的5座城市，详细调查、采访了40家银行机构和42家企业，倾听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。

　　1.问总量——

　　信贷规模增，社会融资规模减，“表外转表内”影响资金面

　　央行数据显示，今年前4个月，人民币贷款新增3.79万亿元，同比多增2413亿元。对于这些数字，银行和企业有着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新增贷款算不算多？

　　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小飞认为，虽然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规模创出历史次高，但这一数字不具备代表性。从银行的角度讲，往往会在上一年三四季度储备一批项目，并在一季度抓紧放款，早投放、早收益。之后贷款规模会逐步回归正常。

　　浙江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表示，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，新增贷款规模也在相应提高，不断创出新高或者次新高是常态。因此，一季度的信贷数据并不让人意外。

　　从全国情况看，贷款在一季度集中释放后，确实有归于平稳的迹象。一季度，人民币贷款新增3.01万亿元，但4月份新增贷款仅为7747亿元，低于预期，也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。5月人民币贷款则增加8708亿元，略高于市场预期。

　　仅看贷款够不够？

　　在采访中，多位银行负责人表示，分析全社会的融资情况，不能仅仅看表内贷款，更要关注表外资金。

　　社会融资规模包括表内融资，即新增人民币贷款、新增外币贷款;表外融资，即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、未贴现票据等。近年来，随着表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，表内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，而表外融资占比相应上升。央行统计数据显示：2013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51.4%，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。

　　对一些企业来说，也开始更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。嘉兴城投集团财务部经理金云芬介绍，他们公司目前通过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融资租赁、信托产品等渠道的融资余额达50多亿元，已超过其银行贷款规模。

　　社会融资规模为何下滑？

　　资金紧不紧，社会融资规模更有说服力。央行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5月社会融资规模8.58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少5329亿元。

　　据分析，社会融资规模之所以减少，与“表外转表内”的结构变化有关：以信贷为代表的融资占比上升，而表外融资则不断萎缩。然而，表内融资增长却一时弥补不了表外业务减少的缺口。

　　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，近两年来，各家银行相继开展了各类表外业务，且规模较大。今年企业普遍较谨慎，减少了大规模扩张，加之受监管因素影响，银行逐步收缩表外、同业业务，从而减少了社会融资规模。嘉兴银行今年以来的表外融资就下降了12亿元。

　　总体看，加强信托监管、严防影子银行、规范同业业务的政策文件近来陆续出台，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等非银行信贷融资受到遏制，规模大幅下降。数据显示，今年1—3月，仅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和未贴现汇票三类融资，累计就比去年同期减少4638亿元。

　　2.问结构——

　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，企业抱怨贷不到款，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

　　在调研中，众多银行和企业集中反映，融资难融资贵更多体现的是结构问题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，当前信贷存在结构性紧张，不同企业间苦乐不均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身处融资难且贵的困境。

　　据了解，当前，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，一方面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减少，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，更加“惜贷”“慎贷”，部分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增加。

　　不缺钱的企业不贷款，缺钱的企业贷不到款——

　　在江苏、浙江，不少银行和企业坦言：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观望、等待情绪，越是经营状况好、不缺钱的企业越不敢投资，融资需求量少;而越是面临转型升级压力、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越需要信贷资金，而银行往往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。

　　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小平说：“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不强，因此企业贷款需求下降，以我们为例，获得的银行总授信是30亿元，但目前只使用了不到7亿元。”

　　而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，受到煤焦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，经济下行压力更为明显。工商银行山西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，受到市场因素和经济不景气影响，山西众多洗煤厂、钢贸公司等小企业，面临亏损和倒闭。仅工行山西分行的煤炭上下游、钢贸行业小企业客户贷款就分别比高点时减少31亿元、4.1亿元。

　　“由于煤焦行业的不景气，部分企业出现信贷风险，今年总行已经收紧了我们的审批权限，信贷规模也缩减了。”建设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安向明告诉记者。

　　缺钱的是哪些企业?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副行长吴永明说，现在缺钱的企业，一是正经受转型阵痛困扰的中小企业，经营困难;二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，盲目低水平扩张的企业，产能上来后，突遇市场环境恶化，收入难以维持正常贷款周转;三是主业“空心化”的企业，前两年以主业为平台融资投向房地产和矿产，遇到市场波动，资金链很紧。

　　银行风险偏好下降，纷纷追逐眼中的“优质客户”——

　　“前几天去一家公司，到那儿发现已经有3家银行在场了。”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无奈地说，“银行现在找客户的压力也很大。不放贷是坐以待毙，放贷有风险，但毕竟还有赚钱可能。”

　　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大多抱怨，对将贷款投向何处感到茫然。比如在南通，纺织类和化工类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0%—70%，这些行业都是产能过剩行业，可以放心给贷款的企业就非常有限。

　　银行之所以如此，也不难理解，其目前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。吴永明说，经济下行使得银行的信贷质量承压，发生行业性、区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。以嘉兴为例，以往过度融资、担保圈复杂、对外投资巨大的授信企业风险开始显现。

　　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成为吸收信贷资源的“海绵”——

　　企业抱怨贷不到款，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。那么，新增的信贷资金都去哪了?调研中发现，银行资金又开始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回归。据江苏银监局调查，今年一季度江苏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新增1839亿元，同比多增300亿元。其中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贷款分别新增867亿元、691亿元。

　　多家银行负责人坦言：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收益率高、风险小，对资金价格不敏感，依然是银行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如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公司去年成立，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城中村改造，已是银行较为关注的客户。目前已经获得银行8—10年的中长期授信26.5亿元，利率在基准利率水平下浮10%。

　　3.问利率——

　　银行的存款压力激增，负债成本上升，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

　　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，存款不断分流，成为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问题。

　　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行副行长说，今年以来，受互联网金融、理财产品的影响，该行存款大幅下降，资金流出较多。以今年一季度为例，全行理财产品融资余额为9.6亿元，余额同比减少8亿元。而作为竞争对手的另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分行，今年一季度全行存款较年初下降40亿元，同期理财产品发行余额仅增加了13亿元，27亿元存款也被其他领域和渠道分流。

　　存款流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今年1—3月累计新增一般性人民币存款4.62万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少增1.46万亿元。在江苏，一季度人民币存款余额93210亿元，比年初增加7606亿元，同比少增1301亿元。

　　“现在我们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在拉存款上。”南通一家银行负责人说。银行吸存压力陡增，而存款利率上升带来银行负债成本上升，间接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涨。

　　“去年5月，我们行新增存款达到50亿元，今年5月，只新增了25亿元，不少活期存款转为理财产品了，这些表外资金成本超过6%，资金成本必然上去了。”常熟一家银行行长说。

　　在嘉兴，今年政府资金存款实行公开招标，最后中标银行开出的存款年利率为6.01%，按照存贷比75%的要求，25%的资金不能用于放贷，再加上其他成本，“这笔资金贷款利率没有10%，银行就根本赚不到钱。”一位银行行长感叹。

　　“目前我国融资体制仍然主要是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，银行负债成本对企业融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在利率市场化、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下，近年来银行存款增速明显放缓，银行要用理财产品发行等手段来吸收存款并投入较大的营销成本，推高了存款的实际成本。因此，虽然今年一季度流动性相对于去年下半年宽松，但存款成本依然较高，这必然会在信贷利率定价上反映出来，从而推高整个社会的间接融资成本。”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。

　　贷款利率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?连平列举了一组数据： 2013年全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.42个百分点;7月央行宣布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，但随后利率下浮占比不但没有上升，反而有所下降。事实上，大客户的最优惠贷款利率也就下浮10%左右，基本上没有给企业下浮30%的贷款。

　　相比较而言，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得更快。连平说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利率市场化对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已经显现。目前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一般在30%—50%，最高的达到60%。

　　“今年很多融资从表外转表内、非信贷转信贷，进一步增加了对信贷融资的需求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各家银行的贷款到期后都在提高利率水平，有的银行总行甚至要求分支机构尽量不做利率下浮的贷款项目。”连平透露。

　　4.问服务——

　　贷款规模控制、存贷比考核影响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；银行自身经营行为也加剧了企业资金饥渴

　　除了资金因素，一些现实的“框框”也让银行服务企业的能力打了折扣。

　　第一个“框框”，是贷款规模控制。

　　“我们这些年规模增长很快，但贷款额度几乎没有增加，想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是有心无力。”山西晋商银行授信审查部总经理李晓军介绍，作为山西本地银行，他们给企业放贷的欲望很强烈，但由于受到贷款规模限制，他们每年能够支持企业的贷款规模十分有限。

　　规模控制，是此次调研中银行和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。为控制银行放贷规模、放贷节奏，相关部门根据银行上年放贷规模，核定其全年新增贷款规模，并由总行向各级分行下达。各月度相对均衡投放，目前基本按照季度投放比例为3∶3∶2∶2。

　　李晓军介绍，2009年晋商银行成立时，资产300亿元，当时给的新增贷款净额为50亿元，2013年该行资产达到1300亿元，但新增贷款净额依然不能超过50亿元。

　　贷款需求旺时，额度不够用;如果需求不足，银行又要想办法保住额度，这给银行资金配置造成困扰。据了解，有些银行现在额度用不完，就采取一些变通方式“占住”表内贷款规模，贷款实际上并未直接投入实体经济。

　　某农商行行长说：“为了给以后放贷争取空间，我们不得不通过购买同业票据来‘占规模’，数额已超过新增贷款规模一半。”

　　贷款节奏控制与企业资金需求也有不一致。“一般企业都是年初集中用钱，年末收钱。看起来，贷款均衡投放了，但跟企业实际资金需求并不吻合。”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说。

　　第二个“框框”，是存贷比控制。

　　存贷比是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，目前法定最高存贷比为75%。这对中小银行有效放贷形成掣肘。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，今年4月末，该行存款比年初下降了15亿元，由于没有存款作为支撑，贷款不得不随之下调。

　　“现在我们每天有600多亿元的富余资金，要支付很高的利息成本，但有钱却没法放出去。”山西省农村信用联社信贷管理处处长梁泳告诉记者。

　　梁泳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他们也很无奈，由于各级农信社是独立的法人机构，实行独立存贷比考核，政策上不允许跨区域投放贷款，出现了一边是实体经济缺钱，一边是钱在银行“睡觉”的尴尬局面。

　　第三个“框框”，是银行自身经营行为。

　　据了解，目前银行普遍对分支机构的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进行考核，分支机构从事具体业务时，会在贷款中绑定一些收费项目，提高客户的综合收益贡献。

　　某机械公司负责人反映：“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企业贷款时，名义贷款利率仅仅是基准利率，但综合财务成本可能要较基准利率上升20%—50%。”

　　在常熟，有企业反映，获得的贷款有时不是“全款”。个别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中有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。企业需要时，还要去银行贴现，这无疑加大了企业融资成本。据介绍，目前承兑汇票贴现率将近6%—7%。

　　对于流动资金贷款周转，企业纷纷吐苦水：现在有抵押的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，银行9个月就来收贷;没有抵押的贷款6个月就要收贷，一年流动资金要贷两次。这中间审批流程漫长，有时续贷需用半个月，企业不得不从民间拆借“过桥”资金。从浙江有关部门监测的数据来看，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达到15%左右，1000万元的资金每个月就要12.5万元利息。

　　5.问对策——

　　调整信贷规模调控方式，加大中期流动资金信贷规模，银企共渡阶段性难关

　　银行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有效的资金支持？

　　连平建议，尽快优化存贷比管理机制。如对同业存款来源进行细分，将部分较为稳定的同业存款纳入一般存款口径进行管理。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货币市场利率平稳回落的条件下，下一步能够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的关键因素是存贷比考核的优化。”

　　晋商银行李晓军认为，目前一般存贷比在75%以下就已经比较安全了，即使考虑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，对地方商业银行按照65%的存贷比要求配备信贷规模也已经足够，并不需要额外再进行新增贷款规模的限制。

　　不少企业建议，在当前经济下行期，金融机构可加大中期流动资金信贷规模，帮助企业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降低融资成本，同时减少不良贷款的风险，提升企业持续经营的信心，银企共克经济下行的阶段性难关。

　　山西一家国有煤焦企业的负责人表示，希望银行能够逆经济周期提供资金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看到市场行情不好，就缩减信贷规模，用各种办法要求企业还贷，把企业逼到绝境，最终两败俱伤。

　　郭田勇认为，解决融资结构性偏紧的难题，单纯依靠扩张信贷规模行不通，反而会带来很多后遗症，关键在于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，一方面，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，让更多民营资本参与银行建设和运营;另一方面，加快资本市场建设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，改变千军万马挤银行融资“独木桥”的现状。

　　建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吴峰建议，政府继续做好产业和重大项目引导，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搭建平台，设立符合国家、政府导向的企业转型、发展投资、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专项产业投资风险基金，有利于企业减少投入风险。

“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信心的作用就越重要。”郭田勇建议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，国家需要加强宏观预期管理，增强整个社会对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，银行才会敢于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支持，帮助一部分企业渡过暂时困难。人民日报　许志峰 欧阳洁 吴秋余

央行喊话：抓紧推出《存款保险条例》

央行终于打破沉默，公开提出抓紧推出《存款保险条例》。市场纷纷猜测，这意味着存款保险制度推出时间表渐近。

　　近日，央行条法司司长穆怀朋在其发表的名为《建立效率与公平的金融法制》一文中称，存款保险制度是央行当前需要抓紧做好的重点工作。

　　穆怀朋表示，近年来央行会同有关部门正稳步推进存款保险立法进程，做好制度出台的各项准备工作，“下一步将通过颁布《存款保险条例》，正式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。”穆怀朋还分析称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失，是因为金融法律制度不能适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。

　　监管协调和监管理念是主因

　　此前，曾有媒体报道称，存款保险条例迟迟未能推出，部分原因是相关部委意见僵持。僵持的核心问题有两个：存款保险制度监管权的归属问题，以及具体监管权限范围，即职能定位于单纯“付款箱”还是包括前期处置、救助等职能。

　　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师李志强向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可能会涉及银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问题，但协调问题并不成为政策难产的主因。李志强表示，大银行风险低，不同银行信用风险定价问题的处理较为棘手，统计的标准如何，如何分成不同金融等级，不同规模的银行要求有差异等。

　　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分析称，政策推出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波动。存款保险制度意味着所有的金融机构和银行的隐性担保没有了，中小银行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在政策出台前，对中小银行的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。

　　“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基本组成要素，也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。”穆怀朋称，一些市场亟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，如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失，在金融立法工作上，部分立法项目制定时间过长，整体效率不高，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金融市场对法律保障的迫切需求。

　　穆怀朋在上述文章中分析，金融法律制度不能适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原因有三。一是金融监管协调力度不够。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监管协调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还不高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、交叉性金融产品与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仍有欠缺，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划分不甚清晰，监管信息共享不足，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仍有发生。

　　二是监管理念有待转变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市场的日益繁荣，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须从注重事前审批向事中、事后监管转变，而在部分领域“重事前审批，轻事中、事后监管”的现象仍有存在。

　　三是市场自律机制薄弱。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，而目前我国金融管理部门与市场自律组织的权限划分尚不明晰，自律管理的范围、模式和措施仍有待完善。

　　年末或出台

　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”。不久前，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《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》，该意见明确，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，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，保护存款人利益。”

　　今年3月，有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央行已将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完毕，现在条件已经成熟，正在等待出台。央行5月发布的《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报告》，也再次提及要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。

　　不过，在市场等待数月之后，存保制度依旧迟迟没有出台。

　　连平对本报记者分析称，6月份资金流动性较大，不适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相关政策，根据发改委意见来看，年底前推出的可能性较大。

　　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，存款利率放开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。“存款利率放开肯定是在计划之中。我个人认为，是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。”

　　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离不开存款保险制度，周小川的上述表态也引发了市场对存款保险制度尽快出台的预期。

　　此前，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表示，在当前加速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，中国必须效法其他市场经济体的先例，尽快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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